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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济学家和许多外国投资者都对中国扶摇直上的债务和不断增加的违约案例感到担忧，但仍有一小批另类资产管理公司勇闯中国的信贷市场。他们被其他资金来源拒之门外的借款人所提供的高收益率吸引着。

全球银行已缩减了对中国的跨境，但一些私人债务基金正试图在仍由国有银行主导的中国国内金融体系填补缺口。总部位于纽约的另类信贷基金Crayhill Capital Management近宣布对英国贸易融资提供商Stenn International运营的一个贸易融资平台投资3亿美元。Stenn向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中国及东南亚的出口供应商购买贸易应收账款。这些供应商向西方大型零售商出口消费产品，如服装、玩具和电子产品。Crayhill的合伙人卡洛斯?门德斯（Carlos Mendez）表示：

“国际银行基本上已经退出向中国中小企业提供贸易融资的业务，而中国本土银行尚未加大这方面努力，所以我们的资金在填补这一缺口。”
《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规定的较高资本金要求，削弱了全球银行对贸易信贷（尤其是面向中小企业的贸易信贷）的胃口。反洗钱以及“了解你的客户”规则也加剧了这些银行的业务收缩。

门德斯认为，中国的贸易应收账款简直两全其美。一方面，中小企业供应商为了立即变现应收账款（一般期限为大约120天）而支付中国式的利率（有时高达两位数）。另一方面，Stenn并不暴露于中国的信贷或汇率风险，因为它购买的贸易发票以美元计价，带有对西方零售商和分销商的信用风险敞口。

投资中国债务的外国投资者确实暴露于中国借款人的信用风险，但这些基金经理表示，他们可以通过避开在制造业等“旧经济”部门挣扎的借款人，专注于新兴的消费和服务行业来保护自己。总部位于香港的Adamas Asset Management向那些无法从中资银行或资本市场融资的中国中小企业，其管理合伙人刘宏智（Barry Lau）表示：

“中国经济将由这些新兴行业的企业驱动，但各银行迟迟不向初创企业和新经济，因为他们没有太多抵押品，而且很难确定现金流。”
Adamas的投资组合包括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医药生产商环球医药控股集团的一只可转换债券。它还投资于中国东南部福建省的一个温泉度假区项目。那项投资在技术上是股权投资，但它包括一个看跌期权，可以让Adamas以保证的25%溢价出售其原始投资，从而使整笔投资具有债务特征。

“机会巨大，但人们不想做，因为这类投资比较复杂，而且需要密切管理。很多外国投资者就是不信中国的法院会保护他们。但我们相信。”
但总部同样设在香港的ADM Capital却从2014年开始缩减其在中国的债务敞口，原因是担忧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会对投资带来影响。投资者关系负责人普拉卡什（Sabita Prakash）表示（在中国）投资分析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关系，而不是信用。2014年之前，ADM主要向基础设施和基本制造行业，但自那以来已经转移重心。普拉卡什透露，ADM正在探索不同行业的机会，主要是那些被政府列为重点的行业，包括高科技、环境、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以及一般消费行业。